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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收听本新闻听新闻随同华国锋主席访问欧亚三国的难忘经历
原创2023-06-26 18:00·党史博览
文/武健华
1978年8月19日，作者与华国锋在罗马尼亚康斯坦察黑海畔留影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的外交政策逐步形成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即推动东起美国、西至西欧的国家结成制约抗衡苏联的统一战线。粉碎“四人帮”不久，中央就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作了180度的大调整，邀请铁托访华。之所以能作出这样大的决策，是因为1975年毛泽东主席会见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时，赞扬“铁托是铁，不怕苏联压迫”，并问候铁托总统。
改善中南关系，符合毛主席联合一切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力量的“一条线”战略。因此，中央决定邀请铁托率团访问中国。中方给了铁托一行破格的、热烈的欢迎。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去机场迎接。天安门广场上的欢迎人数由原定的4000人增加到10万人。
华国锋主席在正式会谈一开始，就称呼铁托“同志”，说：“过去我们吵过架，党的关系中断了，现在要公开称同志，恢复党的关系，这有一个转弯子的问题。对国内、国外都需要做些工作。
两党可以先恢复内部联系，经过双方努力，再正式恢复关系。”铁托总统在访华期间，情绪非常高涨，在杭州同随行人员一起在宾馆客厅放声高唱游击队歌曲，直到深夜。铁托的访问获得圆满成功。
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主席率团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就是为了达到预定的扩大反霸统一战线的目的。
我是随团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人员。在代表团到达各国访问前的一个月左右，也就是1978年7月，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和我，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组成先遣组，提前到被访问各国，就礼仪、安全、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与对方主管部门商榷、安排。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了，我却记忆犹新。因为这次出访情况特殊，意义不凡，我把当时领导人访问三国的过程和主要情况记述如下，以飨广大读者。
访问过程
华国锋主席应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邀请，于1978年8月14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罗马尼亚是华主席出访的第一个欧洲国家。
齐奥塞斯库总统为加强罗中友谊和推进罗中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于1978年5月访问了中国。华主席这次访问罗马尼亚，正是在齐奥塞斯库总统访华成果基础上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访问。
华主席的随行人员主要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长黄华，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联部副部长乔石，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陈洁，一机部副部长孙友余，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等。
8月15日上午10时，华主席的专机在布加勒斯特奥托佩尼国际机场降落。齐奥塞斯库总统已等候在机场。三个月前，齐奥塞斯库总统访问中国时，同华主席进行了亲切的会晤并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当华主席愉快地从专机舷梯上走下来时，齐奥塞斯库总统满面笑容地迎上前去，同华主席握手、拥抱。华主席说：“再次见到齐奥塞斯库同志，我感到很高兴。”齐奥塞斯库总统说：“欢迎您。”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后，华主席和齐奥塞斯库总统乘汽车离开机场前往宾馆。沿途街道形成了一条彩色长廊。红旗、鲜花、中罗两国国旗和欢迎标语，接连不断。华主席和齐奥塞斯库总统行进在友谊的花廊中，欢呼声伴随着他们前进。
华主席在罗访问期间，罗报刊热烈赞扬华主席访罗圆满成功。《世界》周刊第35期发表署名文章说：“华国锋同志应齐奥塞斯库同志的邀请进行访问时出现的节日气氛，反映了一个为生活所证明了的真理：友谊不在于距离远近。多瑙河与扬子江、喀尔巴阡山与昆仑山，相隔千万里，但千山万水阻挡不了两国相互怀有的尊敬与钦佩之情和具有共同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民之间的友谊。”
华主席在齐奥塞斯库总统陪同下，在布加勒斯特参观了重型机械厂和住宅区。在曼内斯库总理陪同下，到黑海之滨的康斯坦察访问，参观了康斯坦察造船厂和库姆珀纳农业社。
在康斯坦察，华主席抓紧午后短暂休息时刻，在黑海下水畅游，中、罗双方工作人员陪同华主席游了一个多小时。这里水蓝而深，浮力大。上岸后，华主席在沙滩上同工作人员聊天照相后，赶回住地忙于下午的工作。
华主席一行于8月22日至29日访问了南斯拉夫。在南斯拉夫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首都贝尔格莱德三四十万人夹道欢迎。86岁高龄、身体欠佳的铁托总统同华主席一行进行了四次会谈、两次单独会见。双方就各自国内的情况、国际形势、两国两党合作，包括经济合作，坦诚地交换了意见。铁托详细介绍了欧洲和不结盟国家的情况，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由六个共和国以及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组成的。南方安排华主席一行访问了南斯拉夫的三个共和国。这次南方安排华主席访问了塞尔维亚首府贝尔格莱德、马其顿首府斯科普里、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安排纪登奎副总理等访问了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在访问每个共和国期间，主要是双方领导人亲切会见，参观一两个景点，举行国宴等活动。
访问后期，铁托总统邀请华主席到布里俄尼岛会见。在那里，华主席受到了铁托总统亲切、热情的接待。
1978年8月27日，华国锋与铁托在布里俄尼岛宾馆交谈
关于华国锋主席这次是否访问伊朗，中国外交部经过反复磋商，最后才确定下来。据曾任中国驻伊朗大使、访问期间担任华主席翻译的华黎明先生在他写的《记1978年华国锋访问伊朗》一文中说：“当时，代表团联名给我驻伊朗大使焦若愚发电报，征求他的意见。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和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已先期到达德黑兰。焦大使会同何英副部长和周觉司长连夜开会，我列席了会议，会议开了一个通宵。经过反复斟酌，几位领导的一致意见是：伊朗是‘一条线’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尽管局势动乱，过门不入会影响两国关系。
特别是对伊朗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判断：伊朗国内的乱局是苏联插手造成的，巴列维正处于一种比较困难的处境，因此，从‘联美反苏’的大战略考虑，对巴列维应该予以支持。于是使馆最后建议华国锋主席，不宜改变行程。这样，华国锋就如期进行了对伊朗的国事访问。”
实际上，此时德黑兰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华国锋主席一行抵达德黑兰之后，伊方取消了所有的参观项目，代表团仅在机场、宾馆、王宫三点之间活动。因为有游行示威队伍，汽车不能坐，只能坐直升机。为了安全起见，代表团每次外出活动，伊方准备了六架直升机，事先也不指定坐哪一架，坐上之后，六架飞机飞往不同的方向，最终绕弯聚合在了一起。
在此情况下，代表团乘直升机外出只有两次，其他时间主要是华主席同巴列维国王交谈。在欢迎宴会上，华主席同巴列维国王在讲话中，都分别提到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提到了汉代著名的外交家张骞，提到了曾生动地记载过伊朗景物的《史记》，提到了曾经有过古波斯侨民的泉州。这些已越千年的往事，使参加宴会的伊朗主人和中国客人都备感亲切。
亲切接待
在接待方面，南斯拉夫铁托总统给我们上了现实生动的一课。华主席一行到达布里俄尼岛，受到铁托总统亲切热情的接待。当华主席乘坐的快艇抵达布里俄尼岛码头时，铁托总统迎上前去同华主席热烈握手、拥抱。少先队员向华主席献了鲜花。然后，铁托总统同华主席一起乘坐敞篷车，在欢迎群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中，前往布里俄尼宾馆。
华主席是8月25日下午乘飞机离开萨格勒布，途经普拉转乘快艇到布里俄尼岛的。
两国领导人在军舰上继续友好会谈。
8月26日，华主席在铁托总统陪同下，游览了亚得里亚海。铁托总统陪同华主席登上“海鸥”号教练舰时，官兵列队致敬。
9时30分，“海鸥”号从布里俄尼起航，沿着伊斯特拉半岛向西北行驶。三艘巡逻艇和两艘鱼雷艇护航。
“海鸥”号在深蓝色的亚得里亚海平稳地前进。这时，海面上泛起银色的浪花，甲板上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微风迎面徐徐吹来，令人心旷神怡。华主席和铁托总统一面欣赏着秀丽的景色，一面亲切地交谈。
“海鸥”号行驶到南斯拉夫著名旅游区罗维尼市附近的海面时，12架南斯拉夫“海鸥”式战斗机、2艘导弹舰、4艘火箭舰、4艘鱼雷艇疾驰而过，向华主席和铁托总统致敬。铁托总统指着飞机和军舰对华主席说，这些飞机和军舰都是南斯拉夫自己制造的，对于保卫近海非常有效。
华主席和铁托总统在“海鸥”号上，在非常亲切的气氛中继续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华主席和铁托总统共进午餐。席间，铁托总统卫队的乐队演奏了歌颂铁托总统和欢迎贵宾的歌曲，以及南斯拉夫的民歌和革命歌曲。午餐充满了热烈友好的气氛。双方工作人员将拍摄的有两国领导人的照片，当面送请两位领导人签名，两位领导人高兴地满足了大家的心愿。
8月27日下午，华主席前往铁托总统在万加岛的休养地看望他。
总统的住处是一所用石头砌成的平房，坐落在绿树丛中，环境十分幽静。
华主席乘汽艇来到布里俄尼群岛中的万加岛时，铁托总统在住所门前迎接华主席。他风趣地说：“请您来参观我的农业联合企业。”
铁托总统陪同华主席首先来到一个小车间，这里有车床、打铁工具、电焊设备，以及坦克、电气机车等模型。铁托总统告诉华主席：“这是我劳动的车间。”华主席说：“参加劳动和活动，可以使人长寿。”
接着，铁托总统亲自驾驶电瓶车，同华主席一起来到果园。这里，葡萄满架，桃李满树，清香扑鼻。
在果园旁边的酒窖里，华主席观看了贮藏在这里的各种酒。华主席、铁托总统在酒窖客厅里，一边品尝克罗地亚出产的葡萄酒，一边交谈。双方工作人员也一起举杯品尝。我记得自己使用的是一只水晶玻璃制造的靴式酒杯，容量不少，造型别致。
华主席圆满结束对南斯拉夫的访问，铁托总统在布里俄尼岛码头送行。
8月29日，华主席圆满结束了对南斯拉夫的正式友好访问，从布里俄尼岛去普拉乘专机前往德黑兰。
在飘扬着中南两国国旗的布里俄尼岛码头前的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上午8时30分，铁托总统来到华主席居住的布里俄尼宾馆。两位领导人登上敞篷车，一起抵达布里俄尼码头。欢送的群众在码头旁挥动着两国国旗和鲜花。
当华主席和铁托总统走下敞篷车时，穿着白色服装的海军乐队，高奏中南两国国歌，鸣放礼炮。接着，华主席由铁托总统陪同，检阅了仪仗队，随后，同前来欢送的南斯拉夫各位领导人一一握手告别。
华主席亲切地对铁托总统说：“感谢尊敬的铁托同志对我们的欢迎和接待，希望今后有机会再次同你见面。”铁托总统高兴地回答说：“在中国见面。”
当快艇离开码头时，华主席和铁托总统相互微笑挥手致意，群众热烈欢呼鼓掌。
印象深刻
华主席及代表团成员，对参观贝尔格莱德农业联合企业都印象很深，很感兴趣。人民日报社记者迎秀对此作了专题采访。他说：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走进任何一个食品店，都可以看到印有“贝科倍”标记的许多精美食品，从奶、肉制品、糖果点心、果汁果酱到葡萄美酒，从各式甜咸面包、花样不同的干面条到成品菜，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贝科倍”是贝尔格莱德农业联合企业的简称，它是南斯拉夫数一数二的大型农业和食品加工联合企业。贝尔格莱德120万人吃的面包、牛奶、肉以及蔬菜、水果等等，基本上靠它供应。因此，人们亲切地把它称作贝尔格莱德的“大厨房”。
白手起家的沼泽农场。从贝尔格莱德市向北走不多远，公路两旁接连出现大片茁壮的玉米和绿茸茸的三叶草。这已是“贝科倍”的田地了。这块平原是塔米什河注入多瑙河的交叉处，是两河之间的一块三角地。30多年前，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沼泽，芦苇丛生，水塘棋布，蚊虫肆虐。步入农场，放眼四望，除去联合企业的加工厂和其他建筑以及工人住宅区的高大楼房外，到处是生机勃勃的农作物。
“贝科倍”的前身是一个国营农场。1945年底，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不久的南斯拉夫百废待兴。为了解决首都居民的粮食问题，政府决定在北部建一农场。这一决定，吹响了向沼泽要粮的战斗号角。要造田，首先要排水、筑堤。当时，没有什么机器，人们挥舞着铁锹和锄头，喝着含有泥沙的水，向大自然进军。辛勤的劳动，收获了粮食，逐步养起猪、牛。进入20世纪50年代，农场开始搞一些简单的食品加工，生产人们必需的黄油、奶酪和一些肉类。
食品加工业快速发展。有了加工工业之后，由于收入显著增加，资金的周转和积累加快，使扩大再生产有了较好的条件，农业像是长了翅膀。从此，农畜产品完全被作为加工工业的原料。就这样，农业和食品加工业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着前进，步子越跨越大。主人强调说，农产品就地加工，农业同食品工业相结合，是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是使农业和它的加工工业得到均衡、快速发展的可靠途径。“贝科倍”的发展历史就是最好的见证。
“贝科倍”30多年来从4000多公顷土地发展到10万公顷，从铁锹、锄头发展到1500台拖拉机和450台联合收割机，从5名工程技术人员发展到3000多名。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它不但把贝尔格莱德郊区三个类似的企业联合在一起，而且还逐步同其他地区的一些企业联合，发展成一个拥有2.3万名职工的大企业。它除农业生产外，还饲养着5万头牛（其中2万多头奶牛），12万头猪。拥有粮食、肉奶加工和制糖、酿酒等几十家工厂，生产800多种产品，年产粮食17万吨、甜菜16万吨、葡萄2万吨、其他水果4万吨、肉类产品2.8万吨，牛奶1亿升，等等。
“贝科倍”产品包装用的纸、塑料和薄铝容器等，也是联合企业的一个工厂自己生产的。不仅如此，为了直接销售自己的产品，以增加收益和方便群众，联合企业还拥有大小500多个零售商店和许多旅馆。
农业联合企业的“大脑”。南斯拉夫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贝科倍”当然也不例外。它发展到如此规模，并不是靠国家资助，而是自负盈亏，一点一滴地积累资金，通过精心经营逐步成长起来的。它已成为农牧业机械化、加工工业现代化的先进企业。在它不断采用新工艺、改进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的过程中，科研工作起了重大作用。联合企业的工作人员强调，采用最新科学成就，是“贝科倍”一切工作的基本原则。
“贝科倍”附设的科学研究所，拥有科研人员400多人，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有50人。研究所的所长助理雅科夫列维奇博士说，研究所在1961年成立时只有十几个人，随着企业的发展，它从研究优良品种、新工艺扩大到研究产品的包装、运输、销售以及企业的经营管理，当时已有12个部门了。它的工作方针极为明确，就是同企业的生产密切结合、为生产服务，用生产成果来检验。因此，“贝科倍”的人们满意地把它称为联合企业的“大脑”。
改造小农经济的桥梁。“贝科倍”和南斯拉夫其他大型企业一样，是社会所有制的。它的迅速发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优越性。此外，作为农业的联合企业，它还负有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使命，这就是团结和带动个体农民，使之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对那些按法律规定拥有10公顷以下土地的大量个体农民，怎样进行引导和指导？怎样发挥他们的生产能力？任务就落在农工联合企业肩上。他们根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关于改造小农的明确方针和政府的有关法令，首先大力发展联合企业的生产，使它作出榜样，积蓄力量，然后逐步吸引农民同联合企业合作。用南斯拉夫人的话说，是使农民自愿地同企业进行“联合劳动”，以提高生产水平、增加收益。“贝科倍”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很出色。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改造小农的工作才能随之前进。由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对改变生产关系的作用。
“贝科倍”是南斯拉夫众多农业和食品加工联合企业之一。正是这些企业，虽然只占全国耕地面积15%，却提供一半的商品粮。它们使南斯拉夫从缺粮国变成余粮国，在团结和带动个体农民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改革借鉴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朱良在他写的《中南两国恢复关系始末》一文中说：国际上对华国锋这次访问南斯拉夫反应很强烈，说中国领导人跑到苏联的“软肚皮处去了”。除了苏联紧张不安外，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反应都很积极。
中罗、中南友好关系的发展，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互访，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应该说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华主席同陪同人员在内部议论了这次访问的收获。根据一位主要陪同人员回国后的传达，“印象很深的有以下几点”：
华主席说，南斯拉夫的基本制度“工人自治”有好的一面，发扬民主，调动地方、基层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各共和国权力过大，联邦中央的权力分散。在铁托威望很高的时候不会出问题，一旦没有这么高的权威，可能会出事。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权力太分散，搞诸侯割据，就不得了。
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对外经济合作完全开放，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看来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
南斯拉夫认为，吸收外国贷款有利，因为利率低，归还期限长，而且美元贬值很厉害。我们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南斯拉夫同志很羡慕，说：“中国信用那么好，我们想借外国贷款都借不到，而你们不想借。”华国锋说：“看来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
南、罗的企业与中国同类的企业相比，它们的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要高很多，企业还能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
南、罗方面几次谈到，除了在战争状态或其他特殊情况，对外国搞无偿援助的做法不好。我们一直强调不做“军火商”（当时是指责苏联），白送人家军火，甚至连成本也不要。
在参观的许多单位中，大家印象特别深的是贝尔格莱德的农工联合企业（后来在中国也很出名，企业的中文译名为“背靠背”）。它不仅搞农、牧、畜业，还搞加工，从粗加工到最后成品，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主席要到四川搞一个“背靠背”，北京搞他几个。
访问期间代表团内部议论时，华主席多次讲到这样两个观点：一是，10多年来，我们跟国外的差距拉大了，一般来讲，是15年到20年的差距。世界上这10多年来搞了一次工业大革命，变化很快。过去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以致我们国内对工业革命的情况基本上不知道。“四人帮”耽误我们这10年，正是世界上技术突飞猛进的10年。
而我们的技术，总的来说是停滞不前，甚至比过去退步，因此，跟国外的差距，就格外拉大了。二是，了解国外的情况之后，我们更有信心，实现四个现代化可以提前。代表团成员们说，华主席讲的这两个观点很重要，实际上就是讲的我们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华主席指出：“我们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首先是思想再解放一点。华主席在出国访问期间多次同代表团成员提到，现在全党要解放思想，要围绕着现代化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还必须破除一些旧概念、旧框框、旧习惯，打破小生产的狭隘眼界。华主席多次讲，我们很闭塞，消息不通。我们缺乏现代化知识，不改革，快不了。
我们的现代化的路子怎么走？华主席说，一个办法是以现代的先进技术作为起点，把世界先进的东西都拿过来，为我所用股票杠杆怎么玩，在使用、学习、改造、创新的基础上，从70年代的水平起步。